中国BIPV联盟（CBA）在沪成立 我国BIPV产业开启发展新纪元

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儒家学说又有重新回归社会主流的迹象。

黄玉顺说：这是我所持有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儒学的复兴，虽然并不等于、但无疑首先是儒家‘哲学的重建。[48] 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第51页。

黄玉顺说： 自从原创时期以后、秦汉以来，儒学已经长久地遗忘了生活本身。黄玉顺说： 生活儒学……通过破解传统儒学，而回归作为大本大源的生活本身。他说：现代新儒家的思维方式也不足以阐明‘现代性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更不用说目前的一些反现代性的儒学了。另一个方面，就中国哲学来看，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始终就不存在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术语。并在作为源头活水的生活感悟的地基上，重新构造儒家形而上学。

[43] 也就是说，假如生活是有，那么它就必然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本身。[22] 在黄玉顺看来，面对这次大转型，儒学复兴的主要任务不是传承，而是创新。他才有这样惊人的构想：太学祭酒主持太学，代表天道。

圣人可以说是人极的典型与化身，这个教导与领导一般人民修身成德的任务自然落在圣人或圣贤的肩头上。在原始典范的观念之外，道统论还隐含一个更重要的思想因素，可以解释朱熹与传统王制的政教合一观念的纠结，那就是我在前面屡次提到的超越实化的趋势。换句话说，在朱子的政治意识里存在一个思想两歧性形成的困境。权力的基本形式——皇权——的授予与转移是取决于天意，这就是所谓的天命。

一派是持政教一元或政教相维的看法。现在先看后者的思想发展。

另一端是治法，说明政府吏治的组织与运作。这长达八百年的周代，大约相当于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发生了一些深巨的思想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超越突破：殷商的上帝崇拜被天的信仰所取代。一个大趋势是天命说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后者代表人们已开始对外界表象从何来提出疑问，寻求解释。

但另一方面他的政治意识，又与传统君权的基本观念有着盘根错节的纠缠。而在他看来，道学的传承与发扬的关键在于师道与学校。另一派持不同的观点，认为儒家自晚周开始以来就是自视为独立于现实政治权威的一个精神传统。北宋的范祖禹、范纯仁与陈长方都是帝学这方面发展的先驱。

这种皇极意识，从汉儒以来变成儒家治道的核心，居三纲之首。首先，这个主流观念是结合宇宙王制观与天道观的影响。

这个质包括好的仁气，与坏的贪气：贪仁之气，两在于身。这篇文章写于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

第二，君主也代表最高最纯的道统标准，为世界树立一个精神楷模。在汉儒的思想里可以说是胎死腹中。这种以道势合一、德位合一以及治学合一为典范的观念从原始儒家开始就笼罩儒家传统，一直到朱熹的道统论，仍然奉为圭臬。所谓合者，岂区区然以效法比并之哉？盖圣人居天位，备天德，心与天通，道与天契，一念合天，何往不济。在这宗族内集政治与宗教权威于一身。此外，随着天的信仰而来，周初的神话意识也有一些重要发展。

首先，儒家传统中的政教二元的趋势，虽然最后流产，但它的一些思想重要成分，特别是超越内化的观念，透过天命说的发展仍然有它发酵的潜力。严格地说，黄宗羲在学术师承上与思想上并不以王学自限。

厚八政、协五纪以齐其政，然后至极之标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内而环观者，莫不于是而取则焉。况地者天之对而日月为天地之精华，四时为天地之运动，鬼神又天地之功用者哉。

总之，只有从这宇宙王制思想背景，我们才能了解继殷商王朝而起的周王朝所带来的宗教与政治思想的重大变化。但我的认可也带有一些保留，因为这个观点，对于儒家政教关系思想主流的发展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仍有其不足之处。

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之人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古之造文者是否这个意思，我们不知道，但这段话很清楚地反映董仲舒所谓天地人主一也的观念。这种君师对立政教二元的论调，在宋明的传统里，维持大约四百年的光景。这种重视帝王为天地人结合的枢纽的观念也反映在董仲舒思想的另一重要发展：他承继了晚周以来，特别是出现于法家韩非子思想中的一个趋势。他们在儒家经典中都特别重视《春秋》，认为这是恢复皇极思想的重要工具。

在东周晚期的战国时代，超越实体化的趋势更形显著。因此殷商政治秩序的核心与社会基层组织都有着政教合一的权威结构，绝非偶然。

关于原始儒家这方面的思想，有两个大趋势，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前面指出，他不仅是综理人间事务的政治领袖，他也是衔接宇宙中神灵秩序与人间秩序的枢纽。

这主要是因为在殷商人的宗教观念中，上帝与殷王室的祖宗神关系紧密，分化不清。第一，康有为明显要模仿西方基督教以耶稣为教主，以耶稣生年为纪元之始的政教二元的模式，提倡中国以孔子为教主，并以他的生年另立纪元，强调孔教在中国文化传统里的独立性与主导性。

从这个观点去看，一个重要问题自然出现，就教民以尽性这个主要任务而言，皇极以及它所代表的王制与王教，与圣人有何关系？北宋诸子的著作中，大致而言，含糊其辞，没有交代清楚。也就是遵行以阴阳五行四时十二月这些观念为主干的宗教仪节。因此特别彰显个人心灵的自主与道德尊严，蕴含一个独立于外在政治社会权威的内在心灵秩序与权威。我在前面曾指出，君主的经筵教育是儒家正统的政教合一观念的重要一环。

第四，天命观不仅代表一个道德的理念，而且也代表一个历史上原始的黄金时代，一个圣王理想曾经实现过的尧舜三代，因此它也意涵人类历史上政治秩序的原始典范。他认为人的内在心灵秩序才真正是天命之所寄，是天道进入与落实于人世的管道，因此有其神圣性。

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又说性者，天质之璞也。在《春秋繁露》书中，凸显王在天人之间的枢纽地位，没有比下面一段话说得更清楚：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

首先是超越内化的意识，在人现实的躯体中形成一个精神本质，因此人的自我变成二元：躯体我与精神我，这是人类生命发展模式的第一部曲。《大学》一书不但揭示这崇高的理念，而且也提供帝王个人修身成德的途径与方法。